《马克思主义研究》刊发！我院张文龙副教授最新理论成果获权威认可
近日，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文龙副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权威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8期）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耐心话语的生成逻辑、辩证思维及实践表达》的学术论文。该文是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权威月刊，是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多次获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优秀期刊”，以政治性与学术性统一为原则，聚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释，学术影响力广受认可。
此次成果的取得，彰显了我校马院在学科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上的实力，同时激励着教师队伍的科研热情。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学院始终重视青年博士教师培养，通过“引才+育才”双轨模式助力成长，为青年教师量身打造学术画像与职业规划，配备科研团队与教学导师，实现全流程培养；成立“青年学者工作室”，定期举办学术沙龙、期刊编辑交流等活动，提供优质科研环境；保障新进博士专注科研，让青年教师在学校能待得住、坐得住、能产出。同时，鼓励支持教师外出访学、参会等学术交流。
未来，马克思主义学院将始终坚守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以高质量科研赋能学院内涵式发展，为学校学科建设作出新贡献。
作者简介
张文龙，男，2022年9月入职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入选自治区“天池英才-青年博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自治区社科基金、自治区党建研究会高校党建专委会重点课题、智库重点课题7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重庆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兵团日报》《今日新疆》等期刊和党报党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历史耐心话语的生成逻辑、辩证思维及实践表达
张文龙
【内容提要】历史耐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淬炼出的鲜明精神品质，是其担当历史使命的内在精神支撑。百余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奋斗历程中实现了中华民族从岌岌可危到自信自立的伟大转变，历史耐心是这一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特质。中国共产党历史耐心话语源于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土化阐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韧性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对其自身百余年保持历史耐心传统的续和弘扬。这一话语的形成，植根于对历史方位的科学把握对发展规律的哲学自觉以及对人民立场的根本坚守。中国共产党历史耐心话语的实践表达需在战略规划的长远布局、制度演进的渐进逻辑、国际交往的定力彰显三者的协同发力中持续推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历史耐心 历史主动 战略定力 辩证思维
“历史耐心” 是从大历史观的视野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 的关键性词汇。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农村改革座谈会、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等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保持历史耐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战略高度，旗帜鲜明地指出: “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历史耐心被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之中，标志着历史耐心话语由文本语境向政党政治语境的转换。系统考辨和科学掌握历史耐心话语的生成逻辑、辩证思维和实践表达，有助于我们党在新的 “赶考” 之路上永葆清醒和坚定，在保持历史耐心和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协同互动中实现历史使命。
一、 中国共产党历史耐心话语的生成逻辑
任何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的出场均不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其生成蕴含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历史耐心话语源于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土化阐释、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韧性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对其自身百余年保持历史耐心传统的赓续和弘扬。
1.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本土化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有关历史耐心话语的相关论述 , 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 这为历史耐心话语的出场提供了深厚的哲学根基与实践指引 。
首先，恩格斯从生产力发展的视角出发，指出：“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 , 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 , 才能废除私有制。” 这一论述深刻阐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 , 彰显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进程的整体把握，进而揭示出 “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历史结论。与此同时，虽然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总趋势，但基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自我修复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展潜能耗尽之前，资本主义的灭亡势必要经历长期的历史过程，从而清晰印证了生产力发展演进的客观时序。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强调的那样，“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其次，唯物史观深入揭示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演进和更替规律，以及在这一动态社会形态演进互动中呈现的曲折反复与长期斗争的景象。马克思主义辩证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曲折性与前进性相统一的总体趋势，清晰表达了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新”事物必然要取代过时的“旧”事物的深刻哲理。“新”社会形态发展壮大与“旧”社会形态衰颓过时并不是短暂的“和平过渡”，而是双方在长期相互否定、彼此斗争的过程中, 不断实现“扬弃”，使二者力量发生强弱转化。新旧社会形态的交替更迭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变革与社会制度重构的质变过程，而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政治、经济等要素经过量的接续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和高度，在适应和满足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产生和存在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的演化更替。换言之，社会形态演进更替呈现出前进性与曲折性、渐进性与跨越性相统一的鲜明特质和历史轨迹。
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与逻辑框架之下，历史耐心话语既是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自觉遵循，也是对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理性表达，具有重要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
2.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韧性精神的汲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儒家“与时偕行”（《周易·益卦》）的辩证哲学理念、道家“道法自然”（《道德经·上篇》）的规律认知、法家“不期修古, 不法常可”（《韩非子·五蠹》）的改革智慧，共同塑造了中国政治文化中战略耐心传统。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说，“言易道若穷, 则须随时改变。所以须变者，变则开通得久长，故云‘通则久’也”（《周易注疏卷第十二》），论证了 “通”与“久”的辩证关系，揭示出“穷变通久”的深刻哲理，旨在告诫人们要想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必须勇于改变创新。《淮南子·天文训》中亦强调“四时者，天之吏也”，折射出古人对自然现象、宇宙秩序的深刻思考和不懈探索。韩非子以“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表达了中国古人善于因时而变的实践智慧。
上述经典表述彰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色与党的历史耐心话语具有高度的价值契合性。历史耐心话语中蕴含的文化韧性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文明演进历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精神禀赋，既包含了对历史规律的深邃洞悉，也表现了对现代文明的主动构建。譬如，脱贫攻坚精神是对古代大同之理想、小康之远景的现代化诠释，“一带一路”倡议亦是对古代丝绸之路在文化赓续层面的深度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昭示出对“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天下观的拓展。
质言之，从“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 荀子·劝学》） 的育人智慧，到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陈澹然《寤言》卷二《迁都建藩议》）的战略思维，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为党的历史耐心话语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给养，其蕴含的文化基因在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塑，获得了崭新的时代内涵和丰富的意义空间，升华为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规律的政治自觉。
3.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保持历史耐心的实践经验的凝练
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恢宏历史图谱中，历史耐心话语承载着实践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双重表征，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生动实践，并不断接受革命性淬炼，进而实现提质升华。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在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下创造了 “农村包围城市” 的战略耐心典范。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长征战略转移。“更喜岷山千里雪”的革命乐观主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非凡的历史耐心。在抗日战争中，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战略态势，中国共产党人以前瞻性的深邃视野科学洞察和预见了战争的持久性，以及敌我双方强弱力量转化的长期性。抗日根据地建设中“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信心”“勇心”“恒心”“耐心”的有力考验和深度彰显。解放战争中 “不计一城一地得失” 的全局视野，形成了历史耐心话语的原初话语表达形式。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告诫全体党员干部：“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对如何巩固执政基础、推进国家建设任务的忧患意识和战略眼光，集中反映了其求真务实、 接续奋斗的历史耐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工业化水平滞后，多种所有制并存。面对这种情况，党并没有急于作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决策，而是坚持通过 “一化三改” 的方式，渐进协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此，毛泽东强调: “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可以说，我们党在如何巩固新生政权的严峻考验中始终秉持高度的历史耐心，彰显了我们党的历史智慧和战略眼光。尽管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历史主动与历史耐心的错位导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探索初期出现失误，但最终凭借强大的实践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从土地改革试点提炼经验、渐进式推进，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循序渐进、逐步过渡到 “一五计划” 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长期战略布局，均深刻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人 “功成不必在我”的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力。这些经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既表现为对发展规律的自觉遵守，也表现为在矛盾与危机中不断调整与修复的韧劲。进入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协同推进，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的战略定力，以渐进式创新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对保持历史耐心优良传统的赓续弘扬，构筑起历史耐心话语鲜活的实践场域。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耐心话语的辩证思维
中国共产党历史耐心话语的形塑与建构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体系，它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多重辩证面向：一是以时空辩证思维深刻锚定历史方位，在“变”与“不变”的时间与空间张力中塑造历史耐心话语；二是以哲学自觉的理论品格揭示发展规律，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贯穿于 “认知—实践—再认知” 的全过程；三是以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构筑价值坐标，使历史耐心的价值思维超越工具理性。
1.时空辩证法: 对历史方位的科学把握
党的历史耐心话语是建立在对时与势精准把握的基础之上，对历史发展的时间逻辑与空间逻辑的理论所指，是对大历史观的深刻表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党的工作重心被迫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当时，有一些红军将士对中国前途命运表示出悲观主义的革命情绪，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作出回应，指出：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 ‘有到来之可能’ 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 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科学分析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作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略判断，提出深入推进土地革命、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促进全面革命高潮的正确思想，为广大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指明历史航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处于新科技革命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交汇点，邓小平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以敏锐的洞察力对国内国际发展形势进行了科学把握，对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作出了准确研判，为中国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立足国际格局深刻变革和人类文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态势，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理论视野提出 “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既突出了世界正在经历的大态势，也指明了中国面临的大态势，并且这两大态势呈现彼此影响、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既展现了对历史发展时与势的规律性认识，也为人们认知和把握当前世界和中国发展态势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时间与空间的张力中塑造历史耐心话语的时空辩证法，既反对 “刻舟求剑” 的僵化思维，又警惕“拔苗助长”的激进倾向，进而形成了渐进革新与跨越发展的辩证统一。
2.过程认识论 : 发展规律中的哲学自觉
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从过程认识论来看，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需经历“感性具体一抽象规定一思维具体”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从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来看，历史耐心本质上是承认“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历史耐心话语的生成，正是对这种认识螺旋式上升规律的自觉，它既承认人的认识轨迹“近似于螺旋曲线”的客观性，又强调主体在量变积累中把握质变节点的能动性。
这种动态逻辑的结构性张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认知的实践转化。譬如“精准扶贫”战略的生成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脱贫攻坚战的认识是一个从“认知深化一实践突破一新认知生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2014年初，国家通过建档立卡将贫困情况认知具象化为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精准画像，继而转化为“五个一批”的实践举措。当在实践中出现“悬崖村”等特殊案例时，党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提出“易地搬迁”，在动态调整中完成扶贫政策体系的迭代升级。这种认知与实践的共振，正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耐心在量变临界点把握质变时机的生动写照。
其二，代际认知的接力传递。塞罕坝三代造林人的艰苦奋斗，将个体行动嵌入历史长河，体现了三代造林人“认知图式”的代际重构。第一代造林人在“黄沙遮天日”的认知基础上开启造林实践，第二代造林人在“林海初现”的实践中深化生态认知，第三代造林人在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中将个体实践升华为时代命题。这种跨越半个世纪的认知接力，超越个体生命周期，在量变积累中实现认知与实践的时空延展，印证了历史耐心不是简单的时间延续，而是认知维度与实践深度的跃迁。
其三，再认知环节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形成历史耐心的迭代动能，譬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基调从“多快好省”到“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再到“高质量发展”的认知跃迁，展现了理性认知对战略定力的持续赋能。这种认识论范式突破单一线性的发展观，在动态平衡中实现理论思维与实践张力的辩证统一。两者构成的反馈循环使历史耐心既非消极等待，亦非冒进自动，而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深刻把握基础上的主动建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致广大而尽精微’。”“致广大”要求把握历史规律，保持历史耐心；“尽精微”强调通过实践反馈实现战术创新，将战略定力转化为战术灵活的认知操作指南。无论是脱贫攻坚中的政策创新，还是塞罕坝生态实践的代际传承，过程认识论“认知一实践一再认知”的动态逻辑结构构成了历史耐心话语的方法论体系。这种认知与实践的辩证运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过程认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新样态。
3.价值论维度:对人民立场的根本坚守
作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标识性概念，历史耐心与人民立场两者之间既具有逻辑递进关系，又辩证统一于实践之中。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与立场需要通过历史耐心的实践路径来实现，而历史耐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根源于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关怀。这一辩证关系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方法论哲学和价值取向。“人民至上是理论基点、价值支点、实践原点，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出发点、落脚点。”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一论述凸显出群众利益与历史目标的同频共振，从理论上回答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命题。党保持历史耐心，在面对复杂挑战时保持定力，始终站在人民立场看问题、想事情、做决策，将对人民利益的切实关照视为一切政策的终极实践指向，进而清晰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人民的实际诉求和真实意愿，科学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在谈到维护农民基本权益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是涉及农民基本权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必须看准了再改，保持历史耐心。”中国共产党人在保持历史耐心的过程中将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确保政策和措施能够持续为人民群众带来实惠和福祉，不断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价值认同和衷心支持，进而在“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彰显和充盈党的历史耐心话语的价值内核。
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话语升级，党的历史耐心话语始终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动力源”和“坐标系”。这一价值立场使历史耐心话语的价值思维超越工具理性，进而升华为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政治使命。
三、 中国共产党历史耐心话语的实践表达
任何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并不是脱离现实的抽象理论演绎，而是在不断关照和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持续出场。中国共产党历史耐心话语体现出三个递进层面的逻辑关系：一是在战略规划层面体现为时序设计的科学方法论，二是在制度演进层面集中彰显为渐进改革的实践智慧，三是在国际话语层面表现为保持文明深层互鉴的战略定力。
1.战略规划中的时序设计
战略规划的时序设计中熔铸着鲜明的历史纵深性、清晰的阶段衔接性和有序的系统演化性，生动映照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战略认知和科学时间观的主动驾驭，进而将宏大的目标愿景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精准“路线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这一论断深刻揭示出重视和发展战略工作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在宏阔的时间维度中，战略规划的立体架构蕴藏着“过去一现在一未来”的时序要素，刻画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流变的历史演进脉络。“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锚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坐标系，构筑起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目标归宿；“三步走”战略考量与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体现了长周期、接力式的经典发展范式；“新发展阶段”的科学研判与“十四五”规划体系的合理衔接，精准抓住了政策连续性与灵活性的平衡点，实现对国家发展大势与阶段性目标的明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一系列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战略规划设计，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时序逻辑思维。
党在多维空间尺度进行的战略设计，贯穿着“整体—层次—个体”的逻辑分布与排列，呈现出战略设计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确保整体、各层次和个体在战略施展过程中相互协同。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知愈益深化，我们党逐步构建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政治建设为重要保障、以文化建设为动力支撑、以社会建设为重要组成部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重要基础的“五位一体”横向协同结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例，该战略历经从中央政府全面规划和总体部署到省级层面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到京津冀地区各市区提出针对性协同计划，再到县级政府推出民生改善和社会保障项目措施，体现了纵向时序四级规划传导机制的梯次推进。这一机制有利于协同发展政策的有效贯彻和真实落地。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遵循规划先行、分步实施的推进路径。这些实践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深邃敏锐的时间智慧和恒久坚定的历史耐心的战略表达和具象化呈现。
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的时序设计是历史耐心话语在空间维度的时间化表达，既源于对历史发展方位的正确判断，也创造性地融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是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重要的治理能力。
2.制度演进中的渐进逻辑
制度演进的渐进逻辑是历史耐心话语在治国理政中的具象化呈现，强调通过时空延展实现制度体系与现实国情的深度适配。这一适配过程既是对剧烈激进变革风险的有效规避，也是对制度演变规律与复杂性的尊重。谈及体制改革时，邓小平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用三年时间见效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比农村复杂，至少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这一论述是历史耐心话语在制度变革中的方法论投射，通过科学预判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力的匹配度，将激进变革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转化为可管控的渐进过程。
历史耐心对制度调整节奏的塑造，集中体现为“试点—评估—推广”的三阶节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安徽小岗村18 户农民的“红手印”到全国推广，历经三年局部试验与效能验证，是通过局部试错降低全局风险，完成改革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积累。这种“解剖麻雀”式的耐心实践，既确保了改革方向与基层实践的同向同行，又避免了政策“一刀切”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同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过程，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术语嬗变，展现了话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功能。党通过渐进式话语创新和话语“渐进式突围”为制度创新开辟政治安全空间，在保持制度连续性的前提下完成认知迭代，最终实现从“破”到“立”的平稳过渡。历史耐心在风险规避中的作用突出地表现为对“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的创造性转化。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从单位福利到多层次递进式保障的演进，没有简单地否定既有制度，而是通过“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过渡安排，在30年间保持代际公平与历史责任的平衡。这种“存量不动、增量优先”的耐心策略，既维护了制度变迁的合法性基础，又为新制度生长提供了缓冲带。制度演进轨迹揭示了历史耐心不是消极等待，而是通过时空延展实现制度创新与风险管控的动态平衡。这种耐心基因内嵌于“试点容错—评估纠偏—推广固定”的制度生长逻辑之中，既避免了“休克疗法”的社会撕裂，又超越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制度移植”的路径依赖,将制度稳定性与创新性统一于历史耐心之中，是历史耐心话语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变迁的独特范式，高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将制度体系动态优化与适应性变迁相平衡的实践智慧，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战略耐力。
3.国际话语中的定力彰显
政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传达政治立场与实践导向的思想载体与文化符号，承载着治国理政价值理念的持久性，关涉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深度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在纷繁复杂且瞬息万变的国际舆论场域中永葆战略清醒和定力、坚定持守核心立场、主动塑造叙事风格的能力。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垄断国际话语体系，以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等为主要内容的叙事话语不断边缘化非西方价值观。而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博弈中展现出历史耐心，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积淀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话语体系的韧性意识。不同于西方长期以来的“话语霸权”强制输出模式，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更注重话语体系与文明传统、发展实践的有机统一。
要完成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必须冲破和瓦解西方话语对中国话语的打压与遏制系统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已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并突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昭示着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既有助于通过展示真实的中国、增强世界其他文明对中国发展实践的正确理解、情感接受及价值认同又有助于消解世界对中国道路的负面解读与认知偏见。在话语斗争和建设领域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长期的耐心和持续的行动增强话语说服力和解释力。在面对“中国威胁论”的西方话语霸权时，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稳健耐心地探索“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路径，推动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通过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人权法治建设等持续化和可视化的事实成果代替空洞化价值观争论，以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打破并超越“西方中心论”叙事，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战略韧性，进而实现从“话语叙事”向“行动叙事”的范式转换，增强话语可信度和说服力。
中国在话语斗争与建设中保持历史耐心，高度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前瞻视野和战略定力，在有效规避文明冲突的同时实现价值共振，超越对抗叙事逻辑，以“共生叙事”重构国际话语共识。党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系统性重构国际话语场域的元叙事价值坐标，使国际话语体系呈现从“中心—边缘”向“多元共生”的结构转变。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
[2]任平：《创新时代的哲学探索：出场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3]欧阳康：《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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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宵燕：《习近平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要义和鲜明特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7期。
[6]刘书林：《关于大历史观的理论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2期。注：本文刊发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8期
